（一）阿根廷

阿根廷20世纪80年代末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及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的高估造成了进口迅速增加的局面。进口商品的大规模涌入挤占了阿根廷国内产品的市场空间，国内企业收入下降和员工失业人数大幅增加。阿根廷年度进口额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低于50亿美元迅速爬升至1998年的300亿美元。到1993年，阿根廷失业率第一次触及10%的高点，到1995年已经破纪录升至20%[1]。

随着经济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和来自外国商品竞争的不断加剧，阿根廷政府认识到应该更新已有的反倾销管理体制。第一步就是将东京回合的反倾销条款融入到阿根廷法律中。但是此时阿根廷政府仍倾向于贸易自由化，于是在制定相关反倾销法律时加入了一些特别条款，以限制反倾销调查的使用。这些条款包括：1.更少权利规则；2.反倾销税计算方法（此种方法可以让出口商明确以何种价格出口可以避免被征收反倾销税）；3.国家利益条款（适用于那些结果证明对国内产业的倾销和损害是存在的，但政府可以不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反倾销调查案件）。反倾销机制改革的第二步是成立了专门的反倾销损害调查机构—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CNCE）。该委员会的技术人员由第三方私人咨询机构负责聘用，职责是起草倾销造成的损害报告。委员会主席和四名成员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倾销是否造成了行业实质损害以及进而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

从阿根廷经济发展和贸易保护的历史关系来看，经济开放政策的力度和宏观经济的表现与贸易保护措施力度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在梅内姆新自由主义政策执行初期的1992年，阿根廷经济部长多明戈·卡巴约（Domingo Cavallo）坚定地宣布政府将不会采取反倾销措施直到价格水平稳定。这一政策的最重要目的是控制通胀水平。阿根廷政府认为，进口带来的竞争是价格规律的重要源泉。虽然政府收到了135起反倾销申请，但是实际上只启动了69件调查[2]。阿根廷宏观经济收支平衡时，损害分析是相对审慎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调查当局将大部分调查案件和小部分调查作了区分。经济收支不平衡时，当局则认为大部分反倾销调查值得采取保护措施。这反映在1995年至1999年阿根廷经济衰退期间，政府一共采取了65件反倾销措施，仅次于欧盟、美国和南非[3]。

[1]J. Michael Finger, Julio J. Nogués, “Salvaguardias yAntidumpingen la liberalización comercialde América LatinaCombatiendo el fuego con fuego”,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Banco Mundial, 2005, p.19.

[2]J. Michael Finger, Julio J. Nogués, “Salvaguardias yAntidumpingen la liberalización comercialde América LatinaCombatiendo el fuego con fuego”,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Banco Mundial, 2005, p.21.

[3]J. Michael Finger, Julio J. Nogués, “Salvaguardias yAntidumpingen la liberalización comercialde América LatinaCombatiendo el fuego con fuego”,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Banco Mundial, 2005, 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