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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近现代阿根廷经济发展路径变迁研究(三)
日期:2018-10-09 浏览次数: 字号:[ ]

二、庇隆主义影响时期的路径依赖(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出口替代工业化模式

在庇隆上台之前的1930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阿根廷经济日益恶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给庇隆主义的出现创造了“初始条件”。一方面寡头政权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统治,不惜放弃本国经济独立地位,损害了本国其他农业部门利益。乌里武鲁军政府之后的呼斯多军政府与英国政府随即签署了一份名为“洛卡·栾思曼”的外贸协议。根据该协议,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将享受优惠待遇,出口阿根廷的产品享受低关税以及对英国有利的外汇安排;阿根廷方面获得的好处是其出口英国的冷冻肉份额得以维持在15%的水平。总体来说,这份协议基本满足了英国方面所有的要求,阿根廷其他农业出口部门利益则在这次外贸谈判中受到损害(Comisión Directiva UTE,2010:10)。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初阿根廷工业的萌芽和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成为社会的重要阶级力量。面对经济低迷和失业的风险,工人抗议和罢工频发。阿根廷的工业设施从1935年的38456处增加到1946年的86440处,工人数量从1935年的435816人增加至1946年的1056673人(Comisión Directiva UTE 11)。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1929年成立的传统工人委员会领导了一系列工人抗议运动:1932年3月爆发有轨电车工人罢工;同年4月,农业种植者罢工;5月,冷冻和电话公司工人罢工;1933年4月,制鞋工人罢工;1934年6月,伐木工人罢工(Comisión Directiva UTE 12)。

在这样的形势下,1941年庇隆上校成立了名为“联合军官团”的民众主义派组织。该组织的主张之一就是独立发展工业,让阿根廷摆脱之前的“殖民统治”。1943年,庇隆通过参加军事政变得以在新政府中担任劳动部长一职,从此开启了他与他所在的政党与工人阶级的渊源。随后,庇隆成立了阿根廷正义党,成员大部分来自工人和军队中的民众主义分子。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庇隆即使之后被捕入狱,也因为阿根廷工会联合会对政府的施压而得以被释放。1946年庇隆当选阿根廷总统后,随即推出了以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为基本纲领的“第三条道路”执政思想,具体变现为:政治上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干涉、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在经济上自强自立、对内削弱寡头势力、对外减少对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通过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目标。庇隆执政基本纲领的确立,一方面标志着阿根廷20世纪30年代以前以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为特点的经济发展路径被彻底抛弃,另一方面也由此开启了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出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新路径。

首先,政治上谋求主权是催生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发展路径的民族意识因素。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阿根廷经济由大庄园主和国外垄断资本共同把持。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国内大庄园主为谋求自身私利,不惜牺牲其他产业利益和出卖国家利益,引起了以庇隆为代表的阿根廷进步力量的反感和痛斥。庇隆主义政治上谋求主权本质上就是对内削弱寡头势力。反馈在经济上,就必然要求大地主、大庄园主的农业出口经济让位于其他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产业经济。

其次,经济独立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发展路径形成的国家意志因素。从内部来看,大力发展本国工业,一方面是阿根廷寻求现代化的现实抉择,另一方面是本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给工业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从外部来看,进口替代工业化可以实现双重效果。一是可以减少农产品出口对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传统欧洲市场需求锐减,阿根廷农业创汇无以为继,必须有新的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动力。二是可以减少工业品进口对西方国家的传统依赖。阿根廷大力发展国内工业可以减少对外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提升本国企业的工业实力和技术水平。庇隆主义时期工业化的出现不是因为工业自身的转变和创新行为,而是国家主导和国家保护下的结果(Jorge Alberti,2009:4)。

最后,社会正义是巩固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发展路径的意识形态因素。社会正义的一大关注点就是“阶级调和”,即庇隆主义的“职团主义”思想主张。庇隆所在的正义党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支持和选票,因此大力发展工业,提升工人待遇,稳住工人“票仓”就成为了庇隆执政主张的必然选择。

可惜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最终也没有让阿根廷经济走上诺思路径依赖I,即这一路径没有让阿根廷经济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并迅速优化。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慢于巴西、墨西哥,还低于拉美各国的平均水平。到8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落后到世界第58位(苏振兴 227)。

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个中原因,在于阿根廷政府没有成功地把握好这一时期经济制度变迁的节奏和时长。首先,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实施的时间过长,新经济制度安排不及时和不到位,出现了制度供给陷阱。第二,不切实际照顾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收入福利分配政策让历届政府财政出现赤字,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再次,正义党民众主义的执政倾向一方面巩固其执政基础,但也撕裂了整个阿根廷社会,社会政治斗争陷入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旋涡中。再次,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不是诸多产业一体式的共进工业化,而是不产生产业协同效应的水平式工业化。另外,这种模式还造就了许多小企业的诞生和扩散,间接导致了阿根廷企业网络的碎片化,不利于形成产业集群和规模经济。最后,庇隆主义的特点是他并不是产业利益的代表,庇隆并不视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的途径,而是将其视为主权完整、经济独立、创造就业、赢得市民团体政治支持的手段(Jorge Alberti1975:129)。

   作者: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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