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共和国立法中的形式自由并无效果，而在原住民“社区”中却可行。可以说，由于与“社区”生活存在冲突，私有制的概念在共和国中起到了反社会的作用。事实上，如果腐败和征收是由强有力且自主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布实施的，早就会出现经济进步的赋税了。那么印第安人就会从共产主义和奴役的混合制度转换到自由雇佣制度。这一改变也许已经将印第安人这一群体解体，但也可能取决于他们作为阶级的组织和解放而已经将他们置于自由雇佣的状态，如同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道路一样。“社区”被大庄园制逐步征用和吸收，一方面使其更具奴役性，另一方面毁坏了维护印第安古文明精神、物质财富的经济法律制度。

在共和国时期，国家的作家和立法者表现出或多或少一致的倾向，以谴责“社区”作为原始社会的残留物，殖民社会的遗存。这种态度有时照顾了地主权贵政治的利益，而有时回应了那种过于浮夸和保守文化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

比亚兰博士，一位具有高度批判能力和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代表了秘鲁第一个百年的这一思想。他指出了就土著“社区”这一问题谨慎审查他所得结论的原则。比亚兰博士从理论上保持它的自由立场，从原则上主张财产的私有制，但实际上接受了保护社区不受大庄园制损害，认识到国家在其监护上的缺失。

但是，第一次有组织的有文字记载的为原住民社区辩护的必须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启发，并具体研究社区的本质, 按照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这在伊德布兰多·卡斯特罗·博索的著作《我们的土著社区》中得以印证。卡斯特罗·博索在这项有趣的研究中提出了对自由主义的偏见。这让他在评价和理解“社区”问题后，用合适的方法来评估社区和理解社区。

卡斯特罗·博索不仅向我们揭示土著"社区",避开了为封建制度服务下的自由形式主义的攻击后，仍然保持着生机勃勃，还在阻碍重重的敌对环境中,体现自发进化和发展的明显可能性。
    卡斯特罗·博索坚持认为“艾柳或者社区，保留了它的自然特质，即在被攻击之后，他的机制特点是家庭式的，在这个机制核心，在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后，仍然存在着构成这一制度的主要核心要素。”这表明，根据他关于艾柳的建议，仿佛一些人在过分地被其本土复兴的理想所主宰。

如今的“社区”是什么，又是什么样儿的呢？卡斯特罗·博索认为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农业社区；二，农牧业社区；三，放牧和公共灌溉社区；四，收益型社区。

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同一种机制具备不同的特点, 视其发展的环境而定。在这种分类中,没有哪一种类型是实际存在, 如此精确或有别于其他的, 也没有哪一种可以用模式化的客观方法来研究的。相反, 在第一种类型的农业社区中, 有符合其他类型的特点, 而其他类型也有些特点与这一类型相关; 但是, 作为由一系列外部因素组成的整体，也会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工作体制和用途、财产和产业中被强加一些特定的生活方式，突出的是农业、畜牧业、大牧场和公共灌溉，或大牧场和公共灌溉的特点比较突出。由于艾柳是社区唯一的所有权拥有者，导致有些社区绝对或相对缺乏土地或土地的收益权。

这些差异不是由旧的 "社区" 的演变或自然退化所形成的, 而是受到私有化立法的影响,尤其受到为大庄园制服务征用社区土地的影响。因此,他们证明了土著共产主义的生命力, 这种活力总是驱使原住民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尽管共和政体已经持续了100年, 但印第安人仍没有成为个人主义者，这并不是反对进步，就像诽谤者的简单主义想追求的。更确切地说, 是因为封建政权下的个人主义没有找到自我维护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共产主义, 仍然是印第安人唯一的防御武器。个人主义不能繁荣, 甚至都不有效存在, 只是存在于孤立无援的政权中，而印第安人从未感到比孤单时更不自由。
    因此, 那些由家庭组成的土著村庄,尽管家庭和社区工作的纽带已经消失,却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合作和团结的习惯是对共产主义精神的经验表达。社区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这是其工具。当征用和分配似乎耗尽社区时,土著社会主义总是找到改造、维持或替代的手段。

共同工作和财产被个体工作的合作所取代。正如卡斯特罗·博索写道: “那些习俗已经‘片甲不留’，“艾柳”的所有人聚起来在某个公社成员的围栏、沟渠或房子做免费的工作，聆听着竖琴和小提琴的伴奏,品味着阿罗瓦甘蔗烈酒, 包雪茄和古柯嚼。”这些习俗当然使当地人在集体合同中工作, 而不是个人合同。被业主或承包雇佣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聚集在一起的所有 "派别"中有用的人。

翻译：马慧颖

校对：刘鹏